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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到地磚里那么厚的玻璃也無法阻擋窗外那個“她”囂張的氣焰，即使是在早晨八點半的絕好時光，她就已經不知疲倦地闖進你的臥室，在你飽滿的屁股上狠狠捏一把，讓你不得不從火辣辣的煩躁感中開始新的、和舊的一樣無趣的一天。

她和我媽嘮叨時一樣煩人。她是2010年八月的陽光。

2010年的夏天非常稱職。她稱職地驗證了專家的高溫預警，她稱職地揭露了2024要到來的事實，她也稱職地詮釋了夏天的真正意義——熱死一個算一個，減少地球人口負擔。

好吧，這么說是很沒良心，不過我可以更沒良心地無責任預言一下：今年夏天熱，全家幾個空調電視24小時滾動運作，到明年夏天，將會更熱，會有更多一邊放冷氣一邊哈熱氣的空調懸掛在城市上空，對著看不見藍的天放帶有科學家喜愛的化學式分子的屁，來迎接傳說中的世界末日。

沒錯，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在我用歡笑和淚水、熱愛與悲痛做成的混凝土鋪成的路上，一直都不停摔著跟頭。每次摸著那些不大卻痛人的倒霉青包，我都錯覺再也踏不到一片柔軟的土壤了——“錯覺”是和“夢想”同一境界的詞。你一開始就清楚“夢想”只是夢想，但錯覺的瞬間你不會覺得它只是個錯覺。

我恨就恨在，為什么自己既不能不怕吊銷執照地馳騁在高速公路上，又不敢模仿魯迅前輩那樣開辟一條自己的路。我只是盯著從腳下延伸出去的光漫無目的地做著交叉大腿的勻速直線運動，偶爾興奮了小跑一陣，但三秒鐘熱度又讓我一次次停下來，繼續做一個安分的行尸走肉。

大多數生活中，我是個不太聽話但很乖的好孩子，噢，我可不是在夸自己，如今我未滿16，再加上人們多數贊成“世界上好人比壞人多”這個觀點，我也就能臉部紅心不跳地以好孩子自居了。

我從不走極端，從不會有自殺或殺他人的念頭，我像中國的很多學生或者很多學生像我一樣，活在淡淡的悲傷里但不會得憂郁癥。

有時候站在我家離地面12層樓高的窗前，探出半個身子吹吹河風，雙眼緊緊盯著像玩具人兒一樣游走在棋盤平面的人，就想沖他們大喊：“嘿！接住我！”然后以飛鳥的姿勢自由落體。不過它只是個瓦數為根號下0．99的小念頭，我接踵而至的恐懼瞬間就掐熄了它，所以它不在極端想法的壽命之內。

常常會在街上碰到

一些面熟卻又叫不出名字的阿姨伯伯，基于禮貌，先迎上一個燦爛地笑：“X阿姨~”或“X叔叔~”那個未知姓X就在嘴巴里被潤滑加工，等它足夠含糊卻讓人知道有這么個音節存在時，再從弧形的牙縫中擠出來，好在我的聲音并不尖銳、嘹亮，再加上周圍噪音的密切配合，通過質量不怎么好的空氣作為介質傳到對方耳朵時，就成了一個女孩羞澀禮貌的稱呼了。這么完美的招數應該獲得“懶人專利”。

那些音節聽起來就像“嗯”或者“好”，于是我身邊有了一大堆“嗯阿姨”、“好叔叔”。

如果和媽媽在一起，就不用擔心演技問題，因為她總帶著一雙不帶眼鏡的七百多度近視眼上街，要么就目不斜視大搖大擺地和熟人擦肩而過——知道她眼睛的特殊情況，熟人也不怪她；要么就在別人拍她一下的半秒之內把迷惑的表情調整為驚喜的笑聲：“哎喲是你哦！”這招高明！一個“你”字就概括了百家姓，還叫的挺親切，看她笑得跟盛秋的大麗菊似的，我都不得不承認她的狡猾。

果然，分手后她轉過頭問我，臉上還掛著大麗菊一樣的笑：“剛才那人誰啊？”“姓李吧。”我淡定地出了個選擇題，“不然就是王、張、陳。”

你得承認，我是個游刃有余的行尸走肉。

我望眼欲穿地盯著電視，并不是想看出它的三原色，只是被深深吸住了，被劇里演員那雙像三棱柱般能折射七彩陽光的眼睛，外國人的眼睛和頭發常常讓我著迷。

每次媽媽打掃衛生都讓我想起《貓和老鼠》里上了發條的機器貓，她興奮起來跟她發怒時候一樣。

媽媽在對著婆婆珍愛的泡菜壇發氣，因為它們擋住了她前進的拖把，“媽的壇壇罐罐到處都是，要吃得脹死！”我立馬笑趴在沙發上，仰望著她那張鑲滿水鉆的臉，“你！快過來晾衣服。”媽媽總是在我看電視、聽歌、看小說的時候塞給我事情做，她有的是辦法不讓我專注于自己的娛樂活動時間超過半小時。“搞快點！”我知道，當第三次相同的命令下達時，就是我的freetime夭折的時候了，因此我踩著警鐘的倒計時毫無怨言地完成了任務。她坐在沙發上，腳跟磕在茶幾上，用那雙帶著眼鏡仍然有一百多度的近視眼仔細盯著地面的某一處，突然大喊：“好臟！快去拖一遍！”我妄想商量：“等電影完了我就去嘛。”

瞎子用腳上的雞眼都能猜到結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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