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荊軻之事，《戰(zhàn)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jié)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復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yǎng)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于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后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fā)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并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jié)，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yǎng)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tǒng)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zhàn)國策》與《史記》是這么寫的：“遂發(fā)，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fā)起來了。因而“雄發(fā)”二句的刻畫——頭發(fā)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沖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夸張，但卻由于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杰，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筑高歌，聲色俱現(xiàn)，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xiàn)。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jié)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蕩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練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后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只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xiàn)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xiàn)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chuàng)造的才能。詩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贊嘆之中，使這個勇于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fā)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xiàn)實。不過這“現(xiàn)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于“忠晉報宋”而作)，為什么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復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于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見“晉”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于“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舍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