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詞描繪了一個女子思念愛人的痛苦心情，讀來凄婉動人。古人對它評價很高，把它與《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一起譽為“百代詞曲之祖”。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稱此詞“以氣象勝”。這首詞中的氣象，與人們常所說的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713—741年）時代的“盛唐氣象”已有很大不同，但它又確實是盛唐氣象之一種。它博大深厚、意境開闊、氣韻沉雄，又帶有悲涼之氣。這種“氣象”在天寶（唐玄宗年號，公元742—756年）后期李白的作品《古風·一百四十年》《遠別離》《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等詩都可以看到。《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中寫道：“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群峰。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錯重。”與這首《憶秦娥》格調氣象十分近似。杜甫天寶后期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也有相類之處。胡應麟說這首詞“氣亦衰颯”，反映了晚唐王朝衰變的氣運。其實此詞似是反映了天寶后期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內部危機重重的盛唐之衰。因此，這首詞可能作于天寶后期。詞人以比擬的手法，托秦娥抒情懷，把直觀的感情與意象渾融在一起，上片由個人的憂愁寫開，下片過渡到歷史憂愁。

　　這首詞不像《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那樣由客觀景物的渲染過渡到人物內心感受的描摹。它一開始就寫出人物內心的情態：嗚咽的簫聲把秦娥從夢中驚醒，此時，一鉤殘月斜映在窗前。夢雖斷了，她卻還似乎沉浸在夢境之中，與情人歡會，可是眼前只有這冰冷的殘月陪伴看她。多少個這樣的月夜，叫她黯然消魂、顧影自憐。因此，下面自然轉入對“灞陵傷別”的回憶。《雍錄》載：“漢世凡東出涵、潼，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于此折柳相送。”可是，柳色綠了，一年又一年，而伊人依然遠隔一方，只有那鳴咽的簫聲和著低聲的啜泣，冰冷的殘月陪伴著消瘦的倩影，蔥綠的柳色句起往事的回憶。實際上這是作者以秦娥對情人的思念來表達內心對某種事物的苦思與追求，這種苦思與追求是執著的，然而又是沒有結果的。

　　詞的上片始終糾葛在個人的悲歡離合之中，下片則出現了較大的跌宕。似乎比擬手法已不能滿足感情的表達了，詞人要撇開先前的主體，直接把自己融入畫面之中。換頭處突兀以“樂游原上清秋節”起，畫面是清秋節佳侶如云的狂歡時景，可是主人公煢煢孑立在西風殘照之中，“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樂游園歌》）。此時，個人的憂愁完全被拋開了，或者說融入了歷史的憂愁之中，詞人通過對秦、漢那樣赫赫王朝的遺跡——咸陽古道、漢代陵墓的掇取，從而進入了歷史的反思。古道悠悠，音塵杳然，繁華、奢侈、縱欲，一切都被埋葬了，只剩下陵墓相伴著蕭瑟的西風，如血的殘陽，百年、千年地存在下去。作者不是在憑吊秦皇漢武，他是在反思歷史和現實。這里交雜著盛與衰、古與今、悲與歡的反思。詞人固然沒有正面寫唐王朝的茍且繁華，但“樂游原上清秋節”這就足夠了，這使人自然想象到天寶后期那種古羅馬式的窮奢極欲和狂歡極樂。可沒有人能從中去體會那潛在的破碎感。秦代、漢代過去了，只剩下悠悠的古道和孤獨的陵墓，面對著西風殘照。這固然是過去的遺跡，然而它又是實實在在的實景，同時，這“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實景又必然使人聯系到王朝的未來。于是，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被取消了，渾融在一起，歷史的時序給人們留下的只是一種表象——“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造成一種悲壯的歷史消亡感，或者說是毀滅感，填塞在人們心頭，這就是歷史反思的結果。因而上片的個人憂愁只能被取代，作為下片的陪襯。

　　此詞意境博大開闊，風格宏妙渾厚。讀者從敦煌曲子詞中也可以看到類似格調，而不類中晚唐的清婉綺麗。陸游說：“唐自大中以后，詩家日趨淺薄，其間不復有前輩宏妙渾厚之作。”（《花間集跋》）。詩風與詞風自身存在著交錯否定之趨勢。

　　此詞句句自然，而字字錘煉，沉聲切響，擲地真作金石聲。而抑揚頓挫，法度森然，無字荒率空泛，無一處逞才使氣。以此而言，設為李太白之色，毋寧認是杜少陵之筆。其風格誠在五代花間未見，亦非歌席諸曲之所能擬望，已開宋代詞之格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