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慶是高鶚同僚，其《鴻雪因緣圖記》記載高鶚軼事三則：

　　文淵閣國史館典籍廳前有芍藥一株，年久枯萎。嘉慶壬申（1812年）四月忽發新枝，麟慶友人、浙江舉人沈淦繪圖寫之，麟慶、高鶚受邀賦詩，京城傳為韻事。

　　麟慶在內閣為官時，高鶚贈給他一把扇子，上面繪有王文簡公（王引之）在揚州邀請眾名士紅橋雅集作春游詩的故事。

　　有一年麟慶過酒仙橋，忽憶舊友，口占一聯曰：“跨鶴酒仙應入座。”正思下聯，見一人騎驢而至，于是對曰：“騎驢詩客或題橋。”走近細看，原來是高鶚，二人相認大笑。

早年經歷
　　高鶚在他自己的履歷上寫的出生日期是“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時生”（見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4冊《高鶚》），也就是公歷1758年11月17日。

　　高鶚父親是讀書人，有田產，住在京郊。高鶚少年喜冶游，常同“少時酒伴”“趁蝶隨風，浪贏兩袖香留”，看來是比較放蕩，不太遵守儒家禮教。

　　青年時期的高鶚追求功名，熱衷仕進，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正統思想為主導的世界觀和藝術觀。但幾次趕考都名落孫山，這給了他精神上以莫大打擊，一度離京到京西北長城一帶做私塾先生，也可能做過幕賓。

　　此一時期，高鶚與畹君談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畹君上有老，下有小，因遭遇不幸而信佛。高鶚詞中寫得最多的就是這段愛情。

　　高鶚在科場上折騰了很久以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終于如愿中順天鄉試舉人。

整理《紅樓夢》
　　高鶚中舉后，接連準備會試，都一再失敗，身心疲憊，不過也偷得數年閑暇。他曾從友人處借閱《紅樓夢》抄本，但止于八十回，不見后半部，他深以為憾。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也就是高鶚中舉后第三年春，友人程偉元登門拜訪，出示自己搜求購買的百二十回全本，并邀請他一同參與編輯整理。高鶚認為此書雖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閑情小說，但大致上與儒家思想并無沖突，因此欣然應允。到這年冬至后五日，任務完成，下廠付印。很快，《紅樓夢》出版史、傳播史上第一個工程浩大的印本問世了，胡適稱之為程甲本。據程偉元說，他們具體的工作內容是對原稿進行編輯校對，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再印刷出版。

　　程甲本的出版略嫌倉促，有點急功近利，所以編校排印不夠仔細，剛出廠就發現了很多瑕疵，于是高鶚與程偉元立即著手重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十三日付梓，胡適稱之為程乙本。

　　程偉元、高鶚合撰的程乙本《引言》提到，此本前八十回是在參考各種舊抄本的基礎上補足缺文，訂正訛誤，其間偶爾也有增損幾個字的情況。而后四十回僅存殘本，并無別的版本作參考，因此只能按照殘稿前后次序，在空缺處打上補丁，使敘事連續以減少矛盾。至于殘稿的原文，他們并不敢妄自改動。

　　高鶚對自己參與編輯、整理、出版《紅樓夢》的功勞很自負，作《重訂紅樓夢小說既竣題》詩云：“悟得光明自在禪。”

仕途得意
　　程高本《紅樓夢》出版后，高鶚迎來了人生高峰。乾隆六十年（1795），中乙卯恩科進士，殿試三甲第一名，授內閣中書。

　　高鶚在職期間講究操守，勤于政事，年輕有為，受到同僚及上司的一致好評，因此步步高升，歷官漢軍中書、內閣典籍、內閣侍讀。

　　嘉慶六年（1801），高鶚以內閣侍讀任順天鄉試同考官。

　　嘉慶十四年（1809），高鶚由侍讀考選都察院江南道監察御史。

　　嘉慶十八年（1813），高鶚升刑科給事中。

晚年家貧
　　高鶚任刑科給事中不久，即因失察八卦教教首林清謀反案而受到降三級調用的懲罰，應了“登高必跌重”的俗語。他半世為官，兩袖清風，忽遭此變故，晚景凄涼。嘉慶二十年（1815），高鶚卒，享年57歲。

　　這位奇跡的創造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受到嚴厲得近乎苛刻的指責和謾罵，在中國文學史上享受這種待遇的作家并不多見。曾幾何時，紅學家們將難見《紅樓夢》全璧的不滿和怨氣全撒到高鶚身上，對其所做的續補工作全盤否定，橫加指責，將其視為篡改《紅樓夢》的罪人，還有的紅學家將他描繪成用心險惡，受人指使的文化特務。其結果是高鶚以丑角形象在一部部文學史教材中被當作反面人物而游街示眾。隨著學術研究的規范化和正常化，人們才開始用比較公允和寬容的目光來重新審視這段文學史上的公案，為保全《紅樓夢》而付出辛勤勞動的高鶚終于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肯定，飽受貶斥的后四十回在紅學家眼里也有了新的色彩和內涵。

　　用困厄失意、才華過人八個字足可概括高鶚的一生。落魄不遇，使他與曹雪芹有類似的人生體驗；才華獨具，使他的后四十回在眾多續紅之作中脫穎而出。以高鶚的見識與功力，如果他另寫一部小說，肯定會得到更高的聲譽，但他做出了續補《紅樓夢》這種極富挑戰性和冒險性的選擇，與一位最優秀的天才作家并肩而立，接受后人并不友好的審視和品評。

　　“天涯倦客樓頭婦，一種消沉奈落何”。十分遺憾的是，因資料的缺乏，高鶚在我們的視野中只是個面目模糊的身影，從其夫子自道及其零星的記載中可窺見其生活人生的一鱗半爪。他雖中過舉人、進士，可等他得到這些施展才學的資格時，已年過半百，油然而生夕陽之嘆了。隨后而來的內閣中書、順天鄉試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等有職無權的諫官、學官官銜讓頗有胸襟的高鶚感到失落和惆悵，在不少詩文中，他流露出一種“泥途悲潦倒”的感嘆。早年的科場淹滯、晚年的平淡仕途使他始終處于悲苦困厄的心緒體驗中，這使他能夠在情感上理解和貼近曹雪芹，完成那個動人心魄的悲劇結局。一方面是“金粉飄零舊夢懷，凄涼往事付歌喉”，另一方面是“學邃才雄”，“譽滿京華”。

　　其過人的學識、出眾的才華、生花的口才據說是“凡在有目，諒皆欣賞”，這也許是失意人生的一種必要補償吧，否則，續補《紅樓夢》將成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永恒感嘆。

　　此外，我們還知道高鶚為人忠厚，常常勖勉、規勸弟子們克盡忠孝，走舉業之路。他的八股文寫得很好，思力精到，筆力雄健。在詩文中，他還常將人生如夢的感傷情懷抹上一層佛老色彩。所有這些，我們在《紅樓夢》后四十回中都可依稀感覺到。

　　盡管直到今天紅學家們對后四十回的著作權歸屬問題仍然眾說不一，比如有人認為其中有曹雪芹的殘稿，但更多的人相信它出自高鶚之手，因為有比較可信的證據。清代著名詩人張問陶在其《贈高蘭墅同年》一詩的自注中明確說：“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后俱蘭墅所補。”高鶚本人也寫過一首題為《重訂〈紅樓夢〉小說既竣題》的詩，抒發辛苦勞動后的感受。在程偉元《紅樓夢序》、高鶚《紅樓夢序》以及程、高合寫的《紅樓夢引言》中，也記述了高鶚的工作：“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至于高鶚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是修修補補，還是憑空營構，紅學家們盡可以埋首窮究，互相詰難，但恐怕永遠都不會有令人信服的最終結論，畢竟與《紅樓夢》有關的謎團太多了。在沒有新的材料推翻舊論之前，我們還是將《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著作權全部歸之于高鶚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