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重視主觀的能動作用，是從對于客觀世界的清醒認識出發的，如果客觀世界沒有泥土，自然踐踏不出開辟不出“路”來。但僅僅有客觀物質條件存在，有人的能動作用，還是不夠的，這其間還必須要有貫徹實踐的物質力量。因此，魯迅主張在抗拒改革，奮斗時，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認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他反對阿式的“白盔白甲”式的幻想，主張“深沉的韌性戰斗”，正是說明他的現實主義是與唯物論的戰斗結合為一的。
在魯迅的早年創作中，對于典型性格與典型環的關系的處理，常常暗示出一個真理，即人的本性是受一定的活環境的規定的。如果他把阿的性格和封建社會的剝削、迫、勢利與愚昧切離開來，把阿描寫成為一個簡單可笑的傻，《阿正傳》是決不能成為一篇劃時代的杰作的。一個有正感的讀者對于阿不知不覺流露真純的同情，那決不是因為所愛于他的性格，而是由于憎恨那摧殘阿的黑暗世態，很自會替阿分受人間的痛苦。從《祝福》那篇小說中，人們會讀出，宗法社會的禮教是怎樣殘酷地吞噬一個可憐的婦女，殘害她的脆弱靈魂。從《孤獨者》那篇小說中，讀者會看得出，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如何在世態炎涼的狠劣社會環境中，改變本來面，“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一切”，開始在“失敗”中來撈取“勝利”，終于在“勝利”中忘記“失敗”。
魯迅寫人物時，他的筆總是象山鷹的巨爪，緊緊抓住在一定生活環境中鑄成的某種性格之特點，因此寫孔乙己，決不同于阿(雖然孔乙己也帶有阿性)，寫魏連戈，決不同于涓生，寫愛姑，決不同于祥林嫂，寫高老夫子，決不同于四銘。環境與性格的多樣性與可變性，在他的小說中，是用著最生動最鋒銳的筆觸雕刻出來的，即使在他的粗線條的速寫中也是如此。從他的對于環境與性格的關系的處理中，人們會看得出他是運用高度的寫實主義手法的，而這種手法的背后，分明隱藏了他的直感性的唯物論世界觀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在魯迅運用起來，有著一定限度進步意義;在反封建傳統的斗爭中，是可以發揮武器的作用。
然而，當革命戰斗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當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危機迫使革命者不得不全面來重新估定一切、檢討一切時候，進化論與直感性的唯物論顯然就會暴露它們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