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江紅·點火櫻桃》寫作年代已無法考證，也沒有其他材料可供參閱，但從此詞的意境推測，可能是辛棄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歸之作。

　　此詞描寫詞人因春歸而想家的悲涼情緒，它以春景為媒介，充分體現(xiàn)了自家身世和國家命運都很悲慘的感嘆，是一首飽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傳下來，為人所喜歡，不僅在于它飽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寫詞時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訴說，而在生動鮮活的意境描寫中創(chuàng)造了幽遠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傷春。詞人的藝術觸覺是十分敏銳的：詞人既欣賞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長。在詞人的筆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繚亂。“點火櫻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猶如彩色影片的特寫鏡頭，園林之中燦爛的春色被推到讀者的眼前。一株株櫻桃，碩果累累，紅得像著了火；一架荼正盛開著白雪般的花朵，與火焰般的櫻桃交相輝映，整個園林紅妝素裹，分外嬌艷。“春正好”是一句簡潔深情的贊語。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機勃勃。春筍穿破了長滿青苔的土階，蓬勃地向上生長；春燕牽引著初產的幼雛，在緩緩地飛翔；流鶯呼朋引伴，嬌音恰恰，就像奏響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長，恰如前人的名句“開到荼花事了”所標示的，高潮一過，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許正是因為預感到春之短暫，乳燕才飛得沒有興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來；那些自在的流鶯，也因此而歌聲不暢，它們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覺。燕之“弱”，鶯之“怯”，其實都是詞人感傷春天心理的外化，辛棄疾這里則是滿腹心事。對于一個政治理想落空、在現(xiàn)實生活中屢受挫折的人來說，春歸是象征著希望破滅。自然景觀的變化和季節(jié)的無情推移，牽動了詞人滿懷的愁恨，于是詞人向春天發(fā)出了怨憤之語：“問春歸、不肯帶愁歸，腸千結。”這三句與詞人的名篇《祝英臺近·晚春》的結拍“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用語和含義都很相似，只是這里語調更為急促，意思更為直截了當一些。詞人似在對空呼喊道：千愁萬恨，都是你春天給引出來的；如今你自個兒走得利索，卻把愁留給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經愁腸千結，無法解開。這一串怨春之語，無理之極，然而有情之極，“腸千結”三字，尤能夸張地表達出詞人抑郁不堪的煩亂心緒。

　　詞的下片，具體而細致地抒寫這被春天觸動的愁和恨。換頭的四個三字句：“層樓望，春山疊；家何在？煙波隔。”承“腸千結”一句而來，點明詞人內心所郁積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懷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詞人登高樓而遠望家鄉(xiāng)，無奈千重萬疊的春山遮斷了雙眼，茫茫無邊的煙波阻隔了歸路。這春山、這煙波，象征祖國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險惡，象征詞人執(zhí)著追求的抗金恢復大業(yè)所遇到的無數艱難險阻。接下來“把古今遺恨，向他誰說”二句，愁懷浩渺，語意悲愴，英雄的孤獨感拂拂生于紙面。所謂“古今遺恨”，按字面之義自然是指從古至今的恨事，但懷古是為了傷今，因而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過于中原淪陷、祖國分裂之恨。

　　由此可見，這兩句是向人們說明：詞人之“恨”的內容，決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風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國大恨；而詞人為雪此大恨而奮斗，響應都寥寥無幾，此恨幾乎無處可以傾訴，這又是自己滿腔愁恨之更深一層。緊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guī)枝上月三更”一聯(lián)而變其意。《莊子》上說，莊周夢見自己化為蝴蝶。后來文人就將做夢稱為“蝴蝶夢”。千里夢，指自己的想家夢。子規(guī)的叫聲像是在說“不如歸去”。這兩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筆，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來將上文所抒寫的內容進一步向廣闊的時空延伸。一個“不傳”，一個“叫斷”，是點鐵成金之語，使得這兩句比崔涂原詩更為凄切地表達出思家念遠之悲。還須指出的是，從詞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遺恨”等來綜合判斷，這里的所謂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區(qū)的寓所，而是思念遠在北方金人統(tǒng)治之下的山東濟南老家。全闋的結拍云：“聽聲聲、枕上勸人歸，歸難得。”“聲聲”，承“子規(guī)叫斷”而來，可謂善于呼應，構鎖嚴密。“勸人歸，歸難得”二語，修辭學上稱為“頂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氣貫通地傾瀉自己的苦痛之懷。這里以情語結束，但由于與前面的形象描寫相聯(lián)系，并且語意真摯感人，所以這個結尾仍然富有韻味，令人對這位愛國志士有家難歸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鳴之感。

　　辛棄疾的政治抒情詞，就表達方式而言，可分為直抒與曲達兩種。所謂直抒，是指張口暢談，議論之聲滔滔不絕，悲壯之情，慷慨豪邁之志，全盤托出，沒有半點含蓄，從不憑借外物，不依靠比興等手法。所謂曲達，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說的話，但考慮到自己處境險惡，不敢將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暢快淋漓地說出來，而是憑借花鳥山水來抒發(fā)自己的憂憤。此詞就是屬于后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