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華文學三千年》有感燦爛若星河、皎白如月的中華古代文學在我心中緩緩流過，它形象為充滿幻想的遠古神話形象為百家爭鳴的諸子散文，形象為源遠長的唐詩、宋詞、元曲······博大而精深。
輕輕合上《中華文學三千年》，編者對于自《詩經》而始的歷代民歌的評價優在我耳邊回想：“它推動歷代文學家去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單純把文學看成是閑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華文學和文學家之間，定有什么把他們強有力的聯結在一起。這條紐帶是什么？是社會。正是文學家門關心社會自覺地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才有筆下生花，才有輝煌的中華文學的創造。首先浮現在我腦海中的是那位曾經立在汨江畔遙望故鄉的詩人屈原。
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懷聽信饞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詩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睜睜的看著故國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卻壯志難酬，不由憤而起筆，留下千古絕唱《離騷》傾吐自己堅定無比的信念：“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以他的作品抨擊時弊、抒發愛國熱忱。他的作品不僅流傳后世，還讓后人欣賞到“楚辭體”獨特的風格，了解到他所處的時代，區域之風貌。再如開創北宋豪放詞派的蘇軾，在從宋神宗到宋徽宗約四十年的新舊黨爭斗中，由于他為人耿直，對兩黨都不無原則投靠，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實事求是，獨行正道，這就使他仕途坎坷，一生不幸。然而他本質上又是一個對人生持有豁達、積極態度的人，《念奴嬌·赤壁懷古》便是他這種矛盾心理的寫照。詩人通過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表達己欲建功立業的抱負，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何等的豪邁！而至詞的最后，詩人卻忽然悲從中來，感嘆現時嚴酷而年華早逝，不由感嘆“人生如夢，一樽還淚江月”。確實，蘇軾的風格是在他的性格和社會環境相融合中產生、發展以至爐火純青的。誠然，文學家只有扣緊時代、社會的脈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獨特魅力和犀利眼光，方可鑄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紅樓夢》等都具有偉大的社會意義，因而膾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脫離人民現實，只一味粉飾太平、歌功訟德或虛情嬌態、無病呻吟之作，則早已被歷史擯棄。不僅古文學如此，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亦如此。在那風雨如磐的舊中國，中華內憂外患，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時應運而起的魯迅、茅盾、老舍、冰心、葉圣陶等，高舉“五四”新文化的旗幟，為喚醒民眾而“首推文藝”，寫下驚天地、泣鬼神的篇章，為黑暗中的人們辟開了一道光亮。他們是作家，更是播種者，用黑夜所給的眼睛去尋找光明，播撒火種。白居易的名句“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至今仍有深遠的意義。中華民族正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縱觀世界。
我想，我們龍的傳人的文學，我們新時代的詩篇，一定會奏響震蕩古今中外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