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所引的這個或人的意見(不是艾思奇本人的意見)，對各迅不免有誤解之處，例如他說在魯迅寫作《仿徨》與《華蓋雌》時，“思想的苦悶使他的文字有了瑣碎無力的缺憾”，對于《仿穆”與《華蓋集》的評價是不恰當的。大約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也就是魯迅寫《仿徨》和《華蓋集》的期間，是他和北洋封建軍閥官僚及走狗式的文人學者作孤軍困戰的時期，那時“五四”時代的文化革命戰線起了分裂，“五四”健將“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喃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他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的這種巨大變化，使他懷著“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的寂寞心情。正象他在《題<仿徨)》的那首五言絕句里所表現的:“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仿徨。”
(《集外集》)因此他感覺到，這一期間他的文字“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自選集，自序>>)在如此的心境之下，他不能不把過去五四時代洋溢的戰斗熱情暫時壓縮在他的分泌憂愁感的筆底下，同時不能不用轉彎抹角的曲筆來表達他對于舊社會與惡勢力的厭惡與抗爭，這樣就產生了他的《仿徨》、《野草》與《華蓋集》，但實際上收集在《墳》里的好幾篇雜感文也是這一時期的產品。
這一期間的文字固然常常掩映著悲郁與蒼涼的波影，然而在那波影底下，卻分明潛流著他的從“五四”雷雨過渡到大革命暴風雨的期待戰友的長征情熱，這樣的情熱，是大革命暴風雨到來的前夜與初期一個“荷戟仿徨”者的正義感與求友欲的合流，是一個追求光明和戰取新生的民族斗士永遠前進的內燃力量，因為它不能直接洋溢到戰斗生活的表面上來，不得不隱藏在凄清寂寞的波光之下，就特別易使人們感到當時魯迅的文字充滿著感傷和悲倡的氣氛。然而說他的這一時期的作品瑣碎無力，那分明是不能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