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家和政治煽動家，很少不是在那里宣揚著抽象的人權論和人道主義，他們往往懸想著一鷹抽象的人權原則，待到勞動群眾自覺到現社會的壓迫和剝削和此等原則相沖突，而起來用斗爭力量要求真實的生活權利和膏由權利時，便遭受到過去人權論者或他們的后繼者的殘暴迫奮。顯然，抽象的人權主義和人道主義本身就包含了和大眾利益不相容的矛盾。
魯迅也是堅決揭集人權思想來對抗吃人的封建社會壓迫的，然而他的人權思想大體上不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主要是從具體的現實出發的。不錯，他早年接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紹介過廚川白村的生命力學說(如《苦悶的象征》等)，翻譯過阿志巴綏夫的虛無主義作品(如《工人綏惠略夫》等)，這些思想、理論與作品和魯迅的現實主義風格本來是沖突的。然而在他尚未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武庫之前，為了要從封建專制主義的濃重黑暗中打開一條出路，他只能扉入這些泥漿，加以焦餾，聊以慰藉在寂寞和饑渴狀態中跟黑暗搏斗的戰士。
他在輸入這些東西之時，或許沒有覺察到它們的毒害。他所能看到的，是它們在反封建的光照中和自己本相不盡相符的近似美妙的擴大投影。因此，他從尼采那里強調了反因襲和個性解放的精神，從廚川白村那里強調了反權威和“生之歡喜”的思想(廚川白村的思想不過是叔本華、尼采、卡奔特、柏格森等的哲學思想在文學理論上的混合表現)，而從阿志巴綏夫那里強調了反社會迫害和主張報復的性格。我們固然不能妄用那與康有為式的“托古改制”相對的“托洋改制”四字來形容魯迅早期的思想，但魯迅從某些外國思想學說的投影中擷取二三點，和他的現實!‘義思考融合起來，作為攻擊舊社會的火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錯誤的有毒的學說，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夕有時也可以通過歷史的折光作用，作為一個思想家走向真理之門的意外的誘導力。